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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阿来眼中的震后十年

发布时间:2018-05-15 10:24:00来源: 北京青年报

作家阿来

翻修一新的映秀小学

漩口中学的钟表永远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,学校的废墟经过加固被保留下来,以志纪念 摄影/张知依

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四川人,关于十年前的5·12汶川特大地震,他一定会讲几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故事。这些地动山摇之后的故事里,会有他自己,会有他认识的亲友,会有一线之间的生与死,会有瓦砾与废墟,也会有这十年来家园和精神的重建。

作家们曾经努力筹建一所学校

“我的三妹,夫妇俩承包了旅游车,接送客人从成都往阿坝走,那天我妹妹在车上卖票,妹夫在成都,”作家阿来开始了讲述,“地震之后,路全都断了,我的妹夫徒步走了一个通宵走到他家的车旁边。是不幸中的万幸吧,映秀埋了那么多大巴车,那一车的几十个游客全都活下来了,连车都没伤。后续几个月余震不断,又砸下来很多石头,后来他们回去看,那辆车还停在那里好好的。”

几乎每一个四川人都会用一种方式抵达那次地震。

阿来是开着三菱吉普进去的,他和作家麦家轮流开车。“救援的大部队到来之前,大家都往灾区跑,不是我一个人,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种本能,一致的行动。”他们和前去救援的车辆一样,去超市采购,把车塞满送到灾区,把伤员拉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。阿来回忆说,当时诗人翟永明也作为志愿者进入灾区,“她给我发短信说:‘你们别老拿水和方便面,这边还有很多妇女,你们买点卫生巾。’我们哪里想过这个问题,又专程去买卫生巾。”

“但是我们这样个体的志愿者能贡献的力量,还是有限。”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,阿来和麦家、杨红樱三位四川籍作家筹措了一点资金,希望能在重建过程中建一座乡村中心校,命名为“我们的学校”。由阿来执笔写了倡议书呼吁更多人参与进来,为这所学校,阿来忙活了好一阵。

他带着“我们的学校”的蓝图见了很多人:四川的一位建筑设计师答应他为学校免费做设计;尚未毕业的土木工程博士答应他为学校做义务监工;在上海吃饭时,王安忆觉得不应该只捐钱,提出长线关怀的方案,表示等学校建成之后愿意亲自前去任教一学期,号召作家们做“永远的志愿者”;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也表示,等学校建成会定期从大学派支教老师、邀请当地教师来上海进行培训……

除了作家、出版社和社会力量的响应,一些企业出了很多善款。募到款项,阿来花了几个月为这所学校奔走。年轻时,从师范毕业之后,阿来曾经有过5年的乡村教师经验,那是写《尘埃落定》之前的事。可是,教书育人和建一所学校完全是两码事。

另一边,中央部署了灾后重建工作,决定按照“一省帮一重灾县”的原则,建立对口援建机制。在整体的重建方案里,“我们的学校”计划所在的县城有了一个地级市来支持援建,这个政府方案里有了一所中心校。于是,作家们建学校的愿望最后停在了蓝图阶段,企业的资金撤走了,几个作家把剩余的款项捐给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,设立了奖学金。

“我们想干大事,后来发现自己插不上手,所以就罢手。尽管好几个月的努力就此停下来,但是也还好。”阿来说,“对于写作者来讲,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,真正做了努力,比最开始只做了几天‘不叫志愿者’的志愿者心里踏实一些。”

震后他选择了沉默与行动,而不是书写

家园的重建开始了,紧锣密鼓地,按部就班地;受灾群众的心理重建也缓缓地开始了,但这和土木工程的进度不是一个节奏。原本和睦的家庭,在地震之后变成了失独家庭,在震中映秀,一个父亲的女儿永远沉睡在映秀小学。十年过去,尽管拥有塑胶跑道的新校舍落成很久了,他再也没有从小学门口路过。面对痛失,伤口的愈合很慢,甚至无法愈合。阿来认识一个北川的文化干部,在当地,会写小说出版过书的人能算是人物了,“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,后来写了一本书,地震之后的两三年还是没有走出来,自杀了。”

这些地震的故事,如果你愿意听对方愿意讲,可以持续一个晚上,或者更久。特别是如果讲述的人是有写作经验的,你会建议他,“应该写一本小说啊,应该记录下来啊。”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图书腰封上提炼出来的宣传语:天地的崩塌,情感的痛失,人性与反思……

阿来拒绝了,他选择在行动上拒绝。选择在书写上沉默。

那位北川文化干部的作品,在他逝世前出版了,之后的几年,书的反响和岁月流转一样平静。就在前几天,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在即,有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,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行,活动自然带上了“地震十年”的纪念色彩。主办方一齐推了三位作家的三本书,为两位在世的作家和一位不在世的当事人一起搞了活动。有人邀请阿来作为嘉宾参加,因为人不在四川,阿来躲过了。“我想,人都已经走了,就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吧。”他觉得这种活动多少有点形式主义,“也不能说他们的动机不好,书是好书,可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才重新出版?而且还有两个新作家的新书要来搭车?听起来背后的动机太复杂了。我们也不是不能容忍动机复杂,只是在这样一件(在灾难中陨落生命)事情上,有点过了。”

他曾以四川省作协主席的身份反对地震题材的集中书写。地震之后的十年里,很多四川作家都想要以地震为题材创作小说,一次在作协的会议上,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有创作意向,而阿来反对这件事。是写不出来吗?绝对不是,一个具有书写能力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没有触动。“我一直在提防自己。警告内心里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。我给自己的指令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行动,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去奔走呼吁,去帮助,去感受。后来,到了不少灾区,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心头那种写作的冲动消失了。那时候,我以为选择沉默与行动,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”

“我当时说,我不相信你们关于地震能写出什么小说来,因为这里面牵涉我们对于生命最本质的理解。”他觉得有人要写故事是正常的,但如果所有人都准备写那就不太正常了,“难免有人会有写作上的投机心理,甚至认为写这样的题材会受到一点照顾?!可是,汶川死了多少人,每个幸存的人心理上都带着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口,我们对生命需要有一些怜悯和尊重。如果你连这种善良都没有的话,怎么把这个东西写好?”他想起自己和朋友们多少还当过两天志愿者,折腾过一些事情,可也没人提出要写个故事,“因为那么多人的死伤摆在那里,你就是不忍心!除非你能够让死亡都闪现出来一点另外的光芒,不光是悲苦的,不然还是别写了吧。”

他仅为非常少量的地震题材作品作了序,其中的一本是接近口述历史的《幸存者说》,是地震重灾区广元市的作家通过采访整理出的一本集子,他觉得这是他期待的书写灾难及其亲历者的作品,“作者谦逊地隐入了幕后,而那些经历灾难,劫后重生的人们走到了台前。”

“就像任何一个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体的人,灾难的创痛与洗礼也属于我们大家。灾难不止是教会我们在付出惨烈代价后怎么防范灾难,而是要教会我们倍加珍重寻常的生活,在死亡未曾降临时就能充分尊重生命与生命的意义,学会时时呵护那些人类内心温暖的愿望与情感。”阿来写道,“灾难过去了,毁灭了那么多它能够毁灭的东西:那么多生命,以及巨大的物质财富,但不能毁灭的是人类的精神与情感。”

他书写了一个藏族乡村的另一种摇晃

十年前的大地震带走了很多,也带来了很多。这场大地的震动和其后带来的伤痛,让很多曾经隐于西南山区的小城、乡村拥有了带着伤痛的知名度与悲情的关注。对于映秀、北川、汶川来说,这一定是计划外的命运。

而那些沉默的村庄的命运又如何呢?那些在固定比例尺地图上看不到的乡村,没有经历地动山摇悲痛的村庄,他们又如何在喧闹的时代中默默找到自己的位置?

阿来拒绝了灾难剧烈摇晃的村庄,他选择书写一个藏族乡村的另一种摇晃。2009年,阿来一部巨大的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,发生在一个叫做“机村”的藏族村庄里的六个故事,当时这套大书名叫《空山》。不久前,这部作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,原来的故事被拆分成六册,换了更加空灵悠远的装帧,换了一个更宏大的名字——《机村史诗》,包含《随风飘散》《天火》《达瑟与达戈》《荒芜》《轻雷》《空山》六个故事。

机村,是作家笔下虚构出来的名字,并不是阿来的出生地马尔康镇,但整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阿来的童年见闻和之后多年的经历。不过,这绝非是一部忆旧之作,它同样是压抑了七八次创作冲动才下笔的作品。“我当时想,写‘我们村儿的故事’,中国有的是,为什么有的村儿的故事前两年读还可以,再过几年就不好看了?”动笔前,他看到一句话,“真正的好作品,是能够超越个别的痛苦,把个别的苦难、个体的为希望付出的挣扎,和别的民族别的个人的类似经验连接起来。”阿来想让这个作品既是这个藏族乡村的故事,又能承载中国所有偏远乡村的共同命运。

“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,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如何超然世外,而是为了祛除魅惑,告诉这个世界,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。他们最最需要的,就是作为人,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。”在阿来看来,面对现代化的变革,面对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的社会改革,这个藏族村庄所经历的事情和其他的村庄没有区别。

阿来并没有因为这是“我们村儿”的故事而偏袒这个村庄,“中国城市现在对农村有一种建构起来的想象,中国写故乡的文字没有人说故乡不美,都是夜不闭户,民风淳朴,青山绿水。要是把中国关于故乡的文字拼贴成一幅文学地图,那这里就是天堂,几乎没有人和七大姑八大姨发生矛盾,没有人家的菜地被偷。我们不能说这种家国情怀不对,但我不太相信这种完美。”

他从一桩死亡案开始写起,写了猜疑;他写森林的砍伐,写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对生态的破坏;他写恩仇、写斗争、写人们信念的变化。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静态的回忆史,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村庄的变化上。他想写社会改革和商业浪潮一浪一浪打来之后,村庄和村庄里的人的变化。譬如博物馆、酒吧和旅游业这些现代化事物的渗透为村庄带来了什么?

有时候,是观念的冲撞。在《机村史诗》第六部《空山》里,他写了这个常年饮青稞酒的村庄因为旅游业的开发要求,开了一家酒吧。“人们至今也不明白,只要有酒坐在家里的火塘边喝个一醉方休就可以了,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地方饮酒作乐?”阿来写道。

有时候,是生活习惯跟不上现代发展的“要求”。故事里,景区的酒吧为旅游业开设,管理局的人希望当地人进入前起码要衣装整洁,不要赊账。为此当地人和酒吧管理者起了冲突。

也有时候,是地方上人们的观念更新缓慢限制了乡村的发展。阿来曾到泸沽湖考察,已经是旅游产业相当发达的地方了,老板却告诉阿来,自己的这家酒店没有挣到钱。“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在酒店的翻新上了。”老板最先认为城里人的好酒店就是乡镇招待所的样子,很快发现落伍了;把酒店翻修成了国内三星宾馆的样子,又是很快发现落伍了;再后来老板到了北京上海,住遍了五星级酒店,又翻修了一遍。他拍着胸脯和阿来说,这次是真的国际化了,“外面的人不就是每天都要洗澡吗,你看我的卫生间花了几万块。”阿来走进去,发现豪华的室内只有床,却没有书桌。

这当然不是哪一边绝对先进正确,哪一边绝对落后错误的事情。阿来没有做道德判断,因为评价孰对孰错是武断而不负责,如果真的有一套适用于所有地方发展的统一答案,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是相同的样子了。他就把这些矛盾摆在书里,摆在我们面前。

有人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,这太霸道

“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,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。”阿来在后记中写道。他觉得,对于有些读者和批评家而言,“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,至多提供了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样本,只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。”阿来认为,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非汉族的人民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,他们的未来与发展也是中国的未来与发展的一部分,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“天下观”。

此前,阿来和一位媒体记者有过一些争论。那位记者从美国顶级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,阿来则直接否定了人类学,“很多人类学家希望找到一个稳定不变的聚落,比如研究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里人的成长,有的人类学家跟踪研究二十多年,这样的精神当然值得肯定,可关键是他们希望这个村子永远是这样,不发展不改变,不就是把当地的人放到一个活的博物馆里吗?”

“一些人凭空想象,把西藏描绘成一个天堂。他们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,千百年不变,维持简单的、清苦的生活,不能开发,不能兴建城市,不能发展工业、商业,不能搞旅游业、服务业,任何变化都是对西藏的破坏,破坏了他们心中的天堂。我觉得这种观念太霸道。”多年前阿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,“藏区百姓有电视、汽车、冰箱、洗衣机可以用的时候,难道应该让藏族百姓永远刀耕火种,住帐篷、骑马、打猎、放牧,让外面的游览者观看,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期待,保持所谓的‘圣洁’?藏族人凭什么天生应该骑在马上,靠放马养牛羊住帐篷给你们游客看?”

在阿来眼中,藏区乡村发展的关键有两点:第一是村民能否真的从发展中分享利益,改善民生。第二是改革发展的思路如何贯彻和实践。“应该采用聪明的方法来进行教育,村民需要慢慢地理解为什么要变化,政府或相关人士可以和村民一起面对外界的变化,研究出一套适合当地的发展思路。”阿来讲了一个在西藏流传的笑话:城市里突然有了红绿灯,但是藏民不认识红绿灯,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过路口。执勤的警察就说,你眼睛瞎了吗?闯红灯的藏民不懂,我怎么眼睛瞎了?警察说,这里有灯你没看见吗?这个藏民就说,你们眼睛才瞎了,白天你点什么灯。阿来说:“你得让他接受新生事物,你建了高楼大厦,建了红绿灯,有没有给他们开过培训课,教他们怎么过红绿灯?”

他很欣赏晏阳初、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,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他读了很多次,不仅仅是为了写作而读,“当时的村庄面临的时代困境,也是手工桑蚕作坊面对机械化大生产没有竞争力,费孝通不仅做了研究,还和学生一起帮助他们改进技术,亲身实践。”

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

《机村史诗》的故事截止在上世纪90年代,那时候城市仍在先富起来的路上努力,“三农问题”是前沿问题;阿来起笔写下《空山》的2004年,城市化背景之下农村劳力的迁徙已经引发社会关注,部分人也渐渐意识到,乡村为中国城市发展所作出的牺牲;而当《空山》系列更名为《机村史诗》、筹备出版的2017年,阿来在撰写新后记之前的两个小时,走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里,身上带着养鸡合作社的饲养场的味道,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里圣女果的味道。

“乡村为城市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,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。”阿来说,这十几年,他看到国家拿出钱来关注农村问题,包括基础设施的兴建、农村房屋的改造, “农民开始有了初步的养老医疗保险,虽然不能和城市人有同样的水准,但到底是个开始。”他也看到村民的自我救赎,“过去不管不顾地伐木挣钱,渐渐大家也意识到,我们发疯似的把树砍光,将来的子孙怎么办,随后大家开始重新保护森林。”

阿来欣慰地感到,《机村史诗》的终点,可以说是一些新故事的起点。但不可忽视的是,中国城乡之间仍有巨大差距,“往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一站,纽约巴黎就是这个样子,但出城二十里,差距马上就显现出来。”

如果到发达国家访问交流,阿来都会要求去乡下看一看,“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、印第安纳州的乡村咖啡馆坐一会儿,除了这里的人开的是皮卡以外,不会觉得这些人是农民。”在日本长野,他看到有大巴改造的流动图书馆每周固定到村子里,为农民运送上一周他们预订的书。“中国乡村在基础设施、产业水平和精神面貌上都要有所发展。”

这也是阿来带着发展的眼光,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来写《机村史诗》的意义。“后来我才发现,《尘埃落定》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的旧制度的消亡,毁灭好写、消逝好写,但是上世纪后50年的发展,新的东西的成长,新的人新的制度是不容易写的。”

他不希望人们关注他的目光还停留在已经落定的尘埃里,但偶尔也会事与愿违。当红节目《朗读者》第二季又找到阿来,请他读书,他想从《机村史诗》里挑一段读,或者哪怕读一点别人的作品也好。遗憾的是,节目组又让他读了《尘埃落定》的节选。“一个作家如果指着一个作品活一辈子,这不会有点悲哀吗?”阿来感叹说。

(责编: 陈濛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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